王宗凡自称是一个吃“鲁迅饭”的人。他喜欢鲁迅的风骨，喜欢鲁迅的杂文，1986年读大学时在《杂文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。1992年他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，因为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杂文《查查亏损企业的暴发户》,而被厂长在全厂中层干部大会上严厉点名批评,后来又被召至厂长办公室,被骂得狗血淋头。王宗凡痴心不改,还是沉迷于杂文写作。在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杂文与散文作品400余篇，出版作品集《风铃小作》。先后加入了省杂文协会、省作家协会。
近十年，王宗凡很少写杂文了，转而专门研究写杂文的鲁迅。学术界都知道，从事鲁迅研究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，因为鲁迅研究博大精深，已成一门显学，要想再出新意很难。尤其是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的研究人员，具有先天的劣势，信息比较闭塞，与外界交流机会不多，学术刊物也有歧视，成果很难得到认定与发表。但他经过几年的探索，独辟蹊径，找到了“新的增长点”，选择“鲁迅柏杨比较研究”作为重点研究方向。由于成果质量高，《湘潭大学学报》、《湖南大学学报》等权威期刊破例发表了他的论文，他还在其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。
笔者问他，为什么选择“鲁迅柏杨比较研究”作为研究课题。他说，鲁迅和柏杨那极度坚硬的硬骨头精神，正是现代中国人、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坚实、稳固的精神支柱；鲁迅和柏杨那极其深刻的思想和著作，正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、陶冶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熔炉。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，一方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填补比较文学领域研究的空白，另一方面可以让广大民众体会到台湾与大陆割不断的文化渊源，但更加重要的是，可以激发我们深入探讨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，引起我们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；可以对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进行理性的追问和精神的体验，由此产生更高境界的精神自觉。他认为，鲁迅是一位反抗绝望、在荒原奋然疾走的“过客”，他终生在为中国人不能真正从精神上“悟自己之为奴”、实现“个性自觉”而痛苦，而疾走。柏杨经过苦苦探索提出来的中国人摆脱“丑陋”的办法，是要“活得有尊严”，塑造健全人格，而这与鲁迅提倡的“不做精神奴隶”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说鲁迅是一位孤独的“荒原过客”，柏杨则是中国从专制向民主大转型的“历史三峡”中的一位智勇兼备的“三峡渡客”，这是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转折中最宝贵的精神。从“过客”到“渡客”，这表明鲁迅已经走向21世纪。
经过将近5年的准备，2009年7月，王宗凡的学术专著《从“荒原过客”到“三峡渡客”��鲁迅柏杨比较研究》终于问世，填补了鲁迅研究领域的空白。著名鲁迅研究专家、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、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先生作序，给予较高评价：
王宗凡撰写的《鲁迅柏杨比较研究》，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。王著以严谨的态度，把鲁迅和柏杨的著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探讨，通过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��特别是平行研究，从小说、杂文、人格、文化观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了全面比较，不仅指出了二者的诸多差异，而且肯定了他们在爱国情怀、斗争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原则立场等方面的共同之处，给读者以深刻启示。王著联系鲁迅和柏杨的生平、思想对其小说代表作进行解读，也提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。比如他联系鲁迅在《华盖集？忽然想到（十）》中的论述解释鲁迅在跟周作人失和之后的沉默，我以为就十分贴切。我曾“大言不惭”地说过，我是一个吃了几十年“鲁迅饭”的人，但在阅读鲁迅小说《孤独者》时，却从来没有将它跟鲁迅杂文进行联系。仅此一例，也表明了作者思维的敏锐和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。
王宗凡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湖南涌现了古华、莫应丰、孙健忠、叶蔚林、谭谈、韩少功、彭见明、蔡测海、何立伟、水运宪、残雪等生力军，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“湘军”。在他们的心灵深处，鲁迅是他们的精神母体，给了他们创作灵感，也给了他们创作底气，他们以鲁迅传人而自豪。进入21世纪，湖南文学界又涌现了两位个性鲜明的新人：阎真、王跃文，他们都从鲁迅那里吸取了养分。站在21世纪的视角上回顾新时期湖南文学的过去，展望其未来，我们有必要再次从鲁迅那里吸取动力与养分，以期湖南文学能在整体上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发展。他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、很有价值的新课题，值得他继续研究与探索。（刘艳 刘跃华）
